生活环境主要强调人的因素, 生态环境主要强调自然的因素。

因此，如何确保其针对公共领域治理出台的软法规范不带有趋利性以及如何保证其不会借用公益之名出台促进私益之规范？引发我们对这些软法规范正当性的质疑。应通过摆脱传统观念桎梏、弥补正当性缺陷、完善规范体系、消除实施障碍等路径推进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软法治理。

在互联网领域，硬法的渊源，主要包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性文件中的禁止性规定。在互联网公共领域，软法规范往往具有溢出性，即对其行业自我规制成员之外的主体产生影响。2.践行协商民主的理念。软法与公共治理是紧密相伴的，可以说，软法是公共治理兴起的必然产物，它在推动管理向治理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警示约谈是指在互联网企业、公民在违反行业协会章程、标准或者平台管理规定时，由权力主体出面与之谈话，通过提醒、建议等方式促使其及时更正自身行为。

因此，在不同时期，自治章程、内部管理决定、行业标准等软法规范都会呈现出相对应的特征。【期刊名称】《行政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进入专题： 互联网 公共领域 软法治理 。由此推论，宪法典中军事权的制度设计是排在制宪权、政治存在之后的问题——例如，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的主权归属不同，由谁来行使战争法权也必然存在区别。

对立宪主义而言，霍布斯的理论仍然存在三个难点：（1）兵役义务何以可能？如果说自我保存的欲望是缔结社会契约、达致政治状态的最大阻碍和最强推动力，[50]那么军事权中则蕴含着个体生存、集体生存之间的极端冲突。第四，为最高统帅权设置辅助机构。但是，军事权与宪法的本质关联却并非由宪法典中军事权条款的最高效力位阶、特殊载体形式决定，而是取决于这项权力自身的主权性、政治性。结合宪法原理，可以挖掘其背后的主权构造、理性预设和价值来源等。

因为这种人不受共同的理性法则的约束，除强力和暴力的法则之外，没有其他法则，因此可以被当作猛兽看待。1787年美国宪法虽然将总统作为最高军事统帅，却将诸如宣战权、征募和维持陆海军、制定有关纪律规则、缔结军事条约等权力都赋予联邦议会。

职业军官是指以暴力的管理为职业的专业团体。罗斯托认为，为了使战时集权不偏离宪法方向，武力的启动与终止权力绝不能掌握在战争的实际执行者手中。唯有通过军事组织国家才能对敌人输出暴力、瓦解敌方意志。除了功能的军事性之外它在执行方面与一般行政无异。

[3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08页。[22]参见[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吕昶、渠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8页。通过比较分析，宪法对不同职权的规范内容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50][美]施特劳斯、[美]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7页。

此外，宪法第130条规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有权（1）就军队的指挥作出决定。采取此类规定方式的有俄罗斯、菲律宾、马来西亚、蒙古、沙特、泰国、巴拿马、秘鲁、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多米尼加、古巴、委内瑞拉、智利、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几内亚、加纳、南非等。

遭遇外敌入侵、盟友遭遇入侵等情况事出突然，往往要求立即实施武力还击来维护国家利益。如《黑山共和国宪法》第95条等。

它是相对于实体控制而言的，后者强调行为的可预期性，以立法形式事先规范权力内容、压缩决策主体的裁量范围。1628年《权利请愿书》规定了国王不得动用军法审判自由民、不得以军队强行驻扎民房。具体来说，就是对相关权力规范的基本范畴、制度原则、内在原理进行分析。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外于战争状态。自然权利也并不包括胡作非为、随意使用暴力的权利。前者是基于制宪权而衍生出来的，后者则是制宪权本身。

在政治社会产生之前，人们处于某种自然状态之中，这是一种人人相互为敌的状态。如《保加利亚共和国宪法》第84条、《捷克共和国宪法》第43条等。

（2）在英国17世纪王权与议会的斗争中，本应戍国守边的军事权频繁地被用于国内的非法征税、镇压政敌。就后者而言，现代战争是以多种因素为后盾的，强大的武力如果欠缺国力的综合支持也会迅速陷入枯竭，它对战略发挥着间接却不可或缺的作用。

（3）随着英国内战的发生、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和光荣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日渐认清常备军对民主政治的巨大威胁，通过1688年《权利法案》、1689年《兵变法》确立起议会对于常备军的支配地位。它集中体现在一部名为宪法、基本法或宪章的法律文件当中。

如《捷克共和国宪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唯有在国家遭受侵略或履行共同防御义务时，政府才能够对外派兵。[18]该条所列举的乌克兰总统之最高统帅权包括：（1）在国家安全和国防领域实施领导。如《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89条、《俄罗斯联邦宪法》第87条等。（4）在遭受武装侵略的威胁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依法做出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的决定，以及关于实施战争状态的决定等等。

[61]由此，宪法上的兵役义务也成为扩大和保护自由的途径。而第20条规定政府支配行政机构及军队，第21条规定由总理领导政府的活动和负责国防。

[23][美]汉米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1页。[60]王涛：《洛克的政治社会概念与自然法学说》，载于《清华法学》2011年第6期。

这些动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只有首脑人物才会受到影响的动机，往往使他进行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非正义的战争。包括武装力量建设、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军事科学研究等。

如《乌克兰宪法》第17条等。随后，英国宪法发展背后折射出的法治、民主价值经由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得以升华、传播。（2）少数国家规定由最高统帅机关确定军队数额。这对后来军国势力逐步摆脱政府控制、制造战争事端操控国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48]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2]主权的独立性、最高性、绝对性都涉及军事权的垄断——这使它获得了在一切内外纠纷中不惜以暴力贯彻自身意志、排除他者干涉的最后机会。如果将军事系统比喻为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那么下一层级必须对上服从，而上一层级则逐层下令，总目标是将统帅的意志贯彻到底层。

所有义务都约束着（人类的）良心并有赖于与心灵相联结，以便我们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而是出于理性对‘何为正当的一种领悟来履行义务。我国八二宪法第29条也采取了类似规定。